跨地域、跨民族的交通线路与网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纽带作用。对此，学术界较早且成果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民族走廊、茶马古道以及唐蕃古道等领域。对“汉藏金桥”这一历史悠久、沿农牧交错地带贯穿中国南北或自东北而西南的交通线，常因区域视角分别从青海道、青藏道、唐蕃古道以及西北走廊等概念进行研究，或者作为茶马古道与丝路西南道的组成部分展开探讨，其概念近来方始应用到学术研究中。这就导致对“汉藏金桥”产生的自然条件、历史演变及其在中华民族交融史上发挥的作用与地位，缺乏整体的梳理与分析。因而，从沟通西藏历史通道的角度考察“汉藏金桥”演变的历史阶段性，并揭示明朝中后期“汉藏金桥”重建的动力机制，既可以深化对“汉藏金桥”的整体性把握与认识，也有益于增强对农牧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所起推动作用的理解。

一、“汉藏金桥”的历史内涵

藏语“金桥”（gser zam）常用来形容双方密切而珍贵的联系。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以“金桥”比喻汉藏历史友谊与现实经贸往来的传统。 大约在明清时期，藏族人民方才在“金桥”前缀以“汉藏”，称“汉藏金桥”（rgya bod gser gyi zam pa），以比喻西藏与祖国内地以及藏族与兄弟民族间紧密而频繁的互动。故陈庆英强调，“汉藏金桥”是“明清以来藏族人士”对“沟通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兄弟民族”，自“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开始，经藏北草地、昌都、四川的甘孜、青海的玉树、黄河源、日月山到西宁地区，再经甘肃、宁夏、内蒙古到北京，或经甘肃、陕西到西安”，包括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以及元大都至萨迦、明清北京至西藏的驿道等“历史通道的美称”。石硕、刘锡钺则称：“由于自明朝中期以来，大量藏族僧人自川藏道前往内地进贡，沿途开展贸易活动，并携带着巨量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返回青藏高原，这条通道开始成为连接内地与青藏高原的经济动脉，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了‘汉藏金桥’。”可见，两者所指均为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沟通的历史通道，不过前者概言唐代至清代的青藏道及其以远的通道，后者则包括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与青藏道，尤重川藏道。

“汉藏金桥”一词，较早见于清顺治三年（1646）五世达赖喇嘛所撰藏文版《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述万历七年（1579）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分别时：“福田施主商议决定，为了发展汉藏金桥关系，将火洛赤、青巴图尔及其部众留居青海驻牧，并把东科尔法王云丹嘉措派往蒙古地方，暂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其后撰写自传时（1672—1681），五世达赖喇嘛追述崇祯十年（1637）即将与和硕特蒙古顾实汗相会的征兆称：“在宝帐依怙神所在湖畔，白雪与污垢相混，形成一道水沟。在喝一顿茶的时间内，很快就冒出水来。这是汉藏金桥关系即将建立起来的象征。”前者称“发展汉藏金桥关系”，概言在五世达赖喇嘛眼中，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汉藏金桥关系”得到建立，并有望获得进一步发展；后者又称“汉藏金桥关系即将建立”，至少说明在他看来“汉藏金桥”曾在崇祯十年前遭到了破坏，又有了重建的曙光。那么，五世达赖喇嘛提出的“汉藏金桥”究竟有何含义呢？这需要从格鲁派自身的发展史中寻求答案。

格鲁派是15世纪初，由宗喀巴创建的新兴教派。到第二代宗教首领根敦嘉措（1475—1542）晚年，格鲁派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到遏制：主要支持者帕竹（明朝封为阐化王）家族一蹶不振，相反不断崛起的仁蚌巴家族则支持噶玛噶举派打击格鲁派。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仅4岁的索南嘉措作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被迎到哲蚌寺后，处境艰难的格鲁派迫切希望找到新的盟友与靠山。明朝初年，对西藏地方政教势力采取“多封众建”与“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确立了“三大法王”与“五教王”为核心的僧官制度。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以宗喀巴弟子的身份，赴内地朝贡，受封为大慈法王，是为“三大法王”之一。但他不是转世的宗教首领，待其圆寂后，“大慈法王”的封号就终止了。格鲁派以“大慈法王”为纽带与明朝的朝贡关系，最后一次见于《明实录》是正统十一年（1446）。因法王无固定封地，格鲁派长期依赖帕木竹巴政教势力的支持。随着帕竹家族的衰落，格鲁派既不能指望从明朝获得“偏爱”，也不能从噶玛噶举派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唯有寻求外部助力。

自明中后期，蒙古势力南下，入居河套，并越过长城险阻，经河西南下青海。蒙古势力大规模入居青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明正德至嘉靖中期，以亦不剌、阿尔秃斯、整克、大同为首的非黄金家族蒙古部落徙居青海；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十年，以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为首的蒙古势力，大批进入和长期占据，使土默特、鄂尔多斯、松山、青海连成一片；万历十年至崇祯七年，青海丰美的牧场，软弱的“番族”，吸引着许多蒙古部落陆续从北部“并逐水草至南山西海”游牧，其中，哆啰土蛮部落则是后期西海蒙古的核心部落；明末清初，青海蒙古族经历了一个由漠南土默特、永邵卜蒙古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再向漠西卫拉特蒙古的连续让渡过程。青海蒙古的形成及其系统的转变，不仅为格鲁派向北方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格鲁派借助蒙古的力量捍卫自身生存与谋取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格鲁派与蒙古势力的正式接触，始于俺答汗西征青海时期。万历六年，俺答汗侄孙切尽皇台吉（彻辰洪台吉）向他建议邀请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于是“遣阿勒坦合罕（即俺答汗）之阿都斯·达尔罕，阿嘉·达尔罕二人，彻辰洪台吉之洪忽台达延师等为使，礼请圣识一切索诺木札木苏·胡图克图（即索南嘉措）”。俺答汗邀请索南嘉措前往青海，使格鲁派看到了破局的希望。万历六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相会于青海湖畔仰华寺。双方缔结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供施关系”，即被格鲁派视为元代八思巴法王与忽必烈皇帝再次聚首而继续延续下来的“福田施主”关系。为了保持并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联系，格鲁派急切恢复萨迦派与元朝皇室所建立的“施主与福田的黄金道路”。可见，格鲁派对获得蒙古政治力量支持的期许，构成了五世达赖喇嘛所说“汉藏金桥关系”的重要内容。

格鲁派虽意在借助蒙古的力量，摆脱自身困局，但亦有挟蒙古势力以提升在明朝的政治地位的意图。三世达赖喇嘛动身前往青海前，应与帕竹家族商议过向明朝请封之事，并得到后者的支持。故，万历六年二月，阐化王长子札释藏卜至京朝贡，奏称“活佛在西海与顺义王子孙等说法，劝化众达子为善，因托顺义王俺答代贡方物，请敕封”。这尚在三世达赖喇嘛与俺答汗会面之前。会面之后，三世达赖喇嘛委托甘肃巡抚侯东莱寄信于首辅张居正，请求“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表示“阁下分付顺义王俺答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三世达赖喇嘛借“虏中尊礼之”，最终与明廷直接建立朝贡关系，同样为五世达赖喇嘛所言“汉藏金桥关系”不可或缺，甚或更为重要的内容。

格鲁派发展汉藏金桥关系的战略，一度起到了继绝起衰的关键作用。万历三十年，在蒙古军队的护送下，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得以赴拉萨坐床。但后藏地区新的控制者第悉藏巴政权，支持噶玛噶举派和觉囊派，不断打击格鲁派的支持者第巴吉雪巴与第巴拉嘉里。万历四十四年，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藏巴政权不准寻找其转世灵童。万历四十六年，藏巴政权进兵拉萨，“土默特彻辰岱青率领蒙古军队，与第巴吉雪巴索南坚赞联合抵抗，不敌兵败。藏巴汗的军队捣毁了色拉寺和哲蚌寺，并占领了吉雪巴四个宗的领地”。天启元年（1621），火落赤之子古如洪台吉丘和拉尊洛桑旦增嘉措率领蒙藏联军，击败了藏巴汗的军队，不仅使“格鲁派获得了之前失去的拉萨等地，被迫改宗的教派也恢复了原样”，还参与了灵童的寻访。

明末，青海地区蒙古势力的更迭，一度阻断“汉藏金桥”，导致格鲁派几乎陷入孤立危局。崇祯七年，在喀尔喀内斗中失败的却图汗率部进入青海，击败火落赤部，“并收服了青海的辉特部卓哩克图的部众，称其为却图汗王”。崇信噶玛噶举派的却图汗，与“红帽派饶降巴喇嘛等会商，决定同藏巴汗同心协力，彻底消除格鲁派”。“汉藏金桥”受阻，破坏了格鲁派的经济基础，更使其面临被多方围剿的局面。格鲁派再次寻求奥援，促成和硕特蒙古南下青藏。崇祯八年，格鲁派政教势力“特派大鼻子噶日译师等若干人前往厄鲁特（新疆一带）准噶尔地区，与顾实汗取得联系”，“敬请出兵作主”。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与格鲁派达成协议。崇祯十年，固始汗率领卫拉特与喀尔喀蒙古联军出兵青海，并于崇祯十三年攻取康区，崇祯十五年占据后藏，“成为全藏三区之主”。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固始汗在西藏以格鲁派护教者的角色，将西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以自己为主导的蒙藏联合政权。至此，西藏经青海、河西再度与西域、蒙古高原等在内的广大区域连成一片。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形成，重新架起沟通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汉藏金桥”，也为格鲁派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由此可见，五世达赖喇嘛最初所言“汉藏金桥”，是指以青海地区为枢纽，将西藏地方，尤其是格鲁派政教势力与北方广大蒙古地区联系起来的交通网络，以期与之建立施主与福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从而为格鲁派的生存与发展赢得空间。随着格鲁派教法影响的日益扩大，“汉藏金桥”的概念也流行起来，内涵不断扩展。如道光十年（1830）嘉黎喇嘛因本区“连遭雪灾、匪患”，呈文噶厦地方政府称：“牛马驮畜死亡殆尽，嘉黎又地处通衢，今后实难支应‘汉藏金桥’驿站之各项差役。”川藏道已经纳入“汉藏金桥”的范畴之中。此后，“汉藏金桥”的概念不断扩大，泛指有利于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沟通的渠道与媒介，包括历史通道、区域、物品、人物、语言等，可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及藏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日益密切与广泛的联系。

二、“汉藏金桥”的历史演进与明清之际的重建

从历史通道的含义上讲，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启，并随着政治联系的密切而日益广泛与频繁。中国远古的地理环境，大致上沿着“胡焕庸线”分为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两大区域的接触部分，即自东北蜿蜒至青藏高原东南端的“农牧交错地带”，是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交融最为活跃与最为频繁的区域；早在新石器时代，还形成了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成为西南与西北、北方、东北游牧区域互动的活跃地带。“胡焕庸线”以西的广大区域，是游牧民族竞逐的疆场，东西兼并，南北征服，极为频繁。故《后汉书·西羌传》称：“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汉武帝之前，羌人所居的“羌中”之地与匈奴控制的河西之地本是相连的，交通无碍。汉武帝时期，为“图制匈奴”，占有河西之地，采纳张骞“断匈奴右臂”的建议，将原本一体的游牧区域分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其后，羌与匈奴曾数度欲恢复南北交通。如西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赵充国曾评价“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称：“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不过，匈奴至“羌中”却要从今额济纳以西的沙漠，绕道罗布泊了。

南北游牧区被分开后，西藏则因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原、西域、西南等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早在秦汉时期，丝绸之路除了横贯欧亚大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居延路）与以河西走廊为主干道（河西路）连接西域的绿洲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位于河西走廊之南的绿洲丝绸之路辅线，即“羌中道”，又称“青海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自东北迁徙而来的鲜卑后裔吐谷浑的经营下，“羌中道”发展成为“吐谷浑道”。这是一个以吐谷浑都城为中心，北越祁连山接河西走廊，西跨柴达木盆地通西域，东经西宁至中原，东南直抵四川盆地，西南经黄河源头衔接西藏的交通网。其中联结吐蕃的通道，在唐初已经成为沟通印度三大通道中的“东道”。唐蕃通好后，建立“舅甥戚谊”，自唐朝都城长安至吐蕃逻些，中经今甘肃、青海，翻越唐古拉山口，均由官方设置驿站，世称“唐蕃古道”。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达到空前的程度，634—842年间，唐蕃使节往来290余次，“若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唐蕃古道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还促使“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阶段”。

元代中央政府重建通往西藏的驿站系统，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得到国家力量的有效保障，与北方游牧区域的直接联系也得以重启。吐蕃政权崩溃后，中原大地正值陷入分裂割据之时，中原通向西藏“原先的驿道经过长达四个世纪的纷乱已不复存在”。元太祖末年，统一西夏，占据河西及河湟等地，并以此为枢纽将南北游牧区域联结起来。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受封“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时期，经由藏北、多康、河湟、河西、宁夏而远及大都、和林等地的交通线已经开辟出来。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北上蒙古地区，经过的就是这条通道。为了加强对“吐蕃诸部”的控制，元世祖中统年间，答失蛮“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这个与全国驿站系统相连接的驿站子系统，保障了元朝“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便利了行旅往来。如至大四年（1311），“定西、会州、平凉、泾、邠通驿，土番东西往来之使者，日逐起马不下百匹，昼夜未尝少息，常见铺马不敷”。这条以元大都为中心，北起上都，南达西藏的驿道系统，是一条将沿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经济纽带，更是“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纽带”。

元明之际，明朝与故元旧部的战争，一度使西藏通往内地的驿站系统受到破坏。明成祖在太祖招谕吐蕃诸部的基础上，着力修复旧的驿站系统。永乐五年（1407），“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至永乐十二年，复令中官杨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由此奠定了明朝前期西藏至南京或北京，青藏道以中、东驿道为主，西道为辅的基本骨架：青藏西道，由西宁经都兰、格尔木入藏；青藏中道，由拉萨北行，经当雄、那曲越唐古拉山，逾通天河，穿黄河源区，过日月山至西宁；青藏东道，由拉萨经当雄、那曲、唐古拉山、玉树至西宁，或由拉萨经当雄、那曲、昌都、玉树至西宁。可以说，明朝对驿站系统的重建，使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交通愈益由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向国家事业，制度化、体系化，促进了藏族与兄弟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在明朝厚赏赐贡的政策驱使下，乌思藏等地“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朝贡使团规模快速膨胀。成化元年（1465）礼部奏：“宣德、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间起数渐多，然亦不过三百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及今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明廷被迫重申洪武三年一贡旧例，并严格限制贡使人数。明朝调整乌斯藏等地贡道后，仍不时有经青藏道而行者。如，正德五年（1510），大乘法王“遣其徒绰吉我些儿等，从河州卫入贡。礼官以其非贡道，请减其赏，并治指挥徐经罪”。这反映出，明朝中后期，国家政策调整使青藏道的发展受到抑制，并开始由官方经营的驿道转向民间往来的通道。相反，川藏道则繁盛起来，如弘治十二年（1499），“辅教等四王及长河西宣慰司并时入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嘉靖十五年，“乌斯藏辅教、阐教、大乘各王差国师短竹札失等，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差寨官桑呆短竹等，各进贡，凡四千一百七十余人”。终明之世，乌思藏等地赴京朝贡，络绎不绝。又如，万历四十五年，仅阐化王即“差国师锁南坚参等一千名进献珊瑚、氆氇等物”。

明朝对通往西藏地方驿道的建设，带动了西藏与内地交通网络的发展与贸易的繁荣，“像金色的纽带，把藏族与内地的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但同时也应看到明朝驿站系统建设及相关政策的局限性，特别是经由青海、甘肃北上的驿道不仅未被修复，还因特别的民族政策而受阻。此即《明史·西番诸卫列传》所言“太祖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在客观上遮蔽了南北游牧区域的直接往来，或迫之绕道而行。所谓“北拒蒙古”，即明初，通过对北元势力的连续征伐，迫使“蒙古势力基本撤离内蒙古，退至漠北”。同时，为了防止蒙古南下，明朝不仅在河西设置重镇，实际上自朱元璋开始，沿农牧交错地带设置了“九边重镇”，东自山海关，西迄嘉峪关，延袤万里，“列镇屯兵带甲”，“据大险以制诸夷”。由是，蒙古各部失去了与中原的直接经济联系，而“汉藏金桥”则被河西走廊拦腰掐断，即“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虏”。所谓“南捍诸番”，可以理解为捍卫“西番诸卫”使之不受蒙古诸部的侵掠，或以“西番诸卫”为藩篱抵御蒙古侵袭明朝疆域。其要旨，不外羁縻与控驭：所谓“羁縻”，即授官厚赏，“俱赐诰命印章，俾世为中国藩篱”；所谓“控驭”，则是“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两者交相为用，以达到隔离北方蒙古诸部与河西以南诸族的目的。

明朝中后期，在中华民族自然凝聚驱动下，以蒙藏民族为主导、诸多民族参与的合力作用，如江河趋下之势，不断瓦解着外在制度的约束，“汉藏金桥”突破“九边重镇”的遮蔽，尤其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障碍，逐步得以重建。

“汉藏金桥”的重建，肇源于蒙古诸部自漠南而下，并随其不断对明朝“九边”防御体系的突破而逐渐贯通。就河西这个关键节点而言，可以将明朝中晚期至清初“汉藏金桥”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潜行阶段，起自正德四年蒙古右翼亦不剌、阿尔秃斯“拥众西奔。瞰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止于嘉靖十年，是明代蒙古高原游牧部族第一次打破“九边”之限与祁连山以南各族直接联通，具有明朝官员所称“挖我边垣，经我内地，占处青海”的特征；（2）透边阶段，起自嘉靖十一年吉囊西征，止于嘉靖三十七年，河套蒙古各部拥众“透”甘肃镇防御体系“直走西海”，蒙古“零骑常往来黑古城、寒鸦口、大河口”；（3）穿塞阶段，起自嘉靖三十八年俺答汗“羡青海富饶”，“携子宾图（旧作宾兔）、宾都（旧作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止于崇祯九年，河套蒙古、漠北蒙古等在“甘镇借路，不止一处地方”，“穿塞出入”，“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4）控制阶段，起自崇祯十一年顾实汗率部进占青海环湖地区，终于清康熙末年，和硕特蒙古逐渐控制安多、康区与卫藏，进而“由永昌、硖口、山丹各处逾越南山，竟从内地北出，分列各水头，插帐游牧”，以致自皇城滩“而西，通新城，达高古，趋大草滩，夷为政矣”，而西套蒙古则“自镇番以至嘉峪关，海彝游牧不止万余”，形成呼应之势。

明清之际“汉藏金桥”主干道（自西藏经青海、河西、宁夏、蒙古至北京，远及东北地区）的开通，顾实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固始汗早在崇祯九年即遣使朝贡清太宗皇太极。固始汗还推动西藏政教势力前往盛京朝贡，建立政治联系：“西藏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各遣使，绕塞外数万里，达盛京奉书及方物。”故魏源曾盛赞云：“我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强盛，击败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贡，并请发币存问达赖刺麻。顺治初，又导达赖刺麻入觐，诏封遵文行义敏慧固始汗，赐金册印弓矢甲胄，顺治十三年卒。是为国朝通青海之始，亦为青海厄鲁特之始。”

纵观“汉藏金桥”的发展史，沟通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历史通道呈现出越来越发达、网络体系越来越繁茂，并由民间道路向官道转化的总体趋势，以及藏族与各兄弟民族的交融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的总体态势。自汉武帝设置河西，置重镇，构建防御体系后，南北两片游牧区域直接的往来便受到限制，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沟通的历史通道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农牧大一统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利于“汉藏金桥”的制度化与官方化，河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与“汉藏金桥”的枢纽作用得到彰显；反之，就会抑制“汉藏金桥”南北沟通与农牧沟通的作用。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政权互相包容、和平相处时，往往能够保持“汉藏金桥”的畅通，甚至促进其建设与发展；反之，中央政府被动防御时所采取的隔离政策，则使“汉藏金桥”在河西地区及沿农牧交错地带受阻。不过，这种限制与束缚的作用是有限的、短期的，各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内在引力与互相交流的推动力，则是“汉藏金桥”不断得以重建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汉藏金桥”重建与民族交融关系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线复合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诚如论者所言：“中华民族之融合，有以汉族为主动者，有以他族为主动者。”作为联结南北、沟通农牧的中华民族凝聚大动脉，“汉藏金桥”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建设的结果。明清之际，“汉藏金桥”重新贯通以后，恢复了南北两大游牧区域间的直接联系，还自庄浪至嘉峪关外一线，在多个方向上与绿洲丝绸之路相互衔接。两大动脉交互，组成庞大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明清之际中华民族多向度、多渠道的沟通与交融。

其一，“汉藏金桥”的重建，密切了沿线各民族间的政治联系与政治互信，深化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强化了西藏的政治归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

诚如杨建新所言：“蒙古部落大量进入青海，加强了蒙、藏、汉族之间的联系，把蒙古、西藏、青海和中原，从政治、经济以及宗教上联系起来，为我国以后政治上的统一增添了内在的联系。”蒙古诸部进入青海，重新打通“汉藏金桥”，首先使蒙藏民族自元朝之后再次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将与俺答汗的青海会晤比作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及其重建。青海会晤后，俺答汗劝索南嘉措“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明朝先因札释藏卜奏请，万历六年以“番僧向化，抚虏恭顺可嘉，因各授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万历四十四年，明朝遣使至藏，“赐予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印信和僧官制服。他们将达赖喇嘛迎请到哲蚌寺的甲吉康（汉人公所）里，向达赖喇嘛奉献了礼物，演出了很多奇特精彩的娱乐节目，转达了明朝皇帝邀请他去汉地的旨意”。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然因是年圆寂，未能成行。可见，随着“汉藏金桥”的重建，在蒙古贵族的推动下，密切了西藏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政教势力与明朝的政治联系，增强了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归属感。

明清交替之际，在蒙古各部的推动下，格鲁派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为最终实现清朝对西藏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末，固始汗朝贡盛京，为清朝与西藏建立政治联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清朝入关后，在固始汗的推动下，顺治帝屡遣使“赍谕书礼物，往召达赖喇嘛”。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率团沿“汉藏金桥”抵达京师朝觐。自此，固始汗、达赖喇嘛等对清朝进贡不绝，故论者赞曰：“盖国朝之通喇嘛，亦蒙古介绍之。”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诸台吉“入觐京师”，“诏封固始汗子达什巴图为和硕亲王”，“自后，青海始为近藩”。青海蒙古内属后，积极协助清朝抵御准噶尔，参与平定西藏之役，为清朝最终完成对西藏的直接政治管辖，做出了重要贡献，“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五十九年春随大兵护送西宁塔儿寺真达赖剌麻入藏，军容甚盛”。

政治上的保障也为各民族间愈发紧密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自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后，蒙古各部已经可以较为自由地自北方前往西藏。西藏政教势力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后，两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与稳定。清政府还组织了前往西藏学习藏语与藏传佛教教法的活动。至如来自遥远的喀尔喀、准噶尔等地，前往西藏的香客，更是难以胜数。

其二，“汉藏金桥”的重建，带动了沿线农牧交流、族际贸易，有效地沟通了国内市场网络，为增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汉藏金桥”重建，打破了明清的经济封锁与控驭政策，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牧正常的经济交流，保障了边地社会和平。隆庆议和后，明朝在“汉藏金桥”沿线开市11处。对发展农牧经济间正常交流所得之利，明朝的部分官员有着清醒的认识。隆庆年间，王崇古指出“夫夷狄之服食虽与中国异，而日用之布帛锅釜，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禁其贸易，“虏中万众，衣食将无所资，而沿边刁抢鼠窃之患，势必难免”。万历初年，严从简也强调：“殊不知贡易不通，则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哉。遂常举兵扰我甘肃，破我寨堡，杀我人民。”而宽松的贸易政策，可使农牧民族皆得其利。陕西三边总督李汶论及对甘青藏族各部贸易时称：“各蕃之来，窘约为甚，每每告讨买卖。所谓买卖者，不过氈、毡、皮、毛、牛、羊之类，易我之米面以度日糊口。汉人反得其利，似亦不可厉禁为之订期定物，各于就近城堡令其易换资生。”正所谓“引弓之民，种类繁多，欲使安于无事，必使人遂所求”，随着农牧经济交流的逐渐恢复，沿边地区逐渐得以安乂，而蒙古各部对明朝的政治归属感亦愈发强烈。万历五年，方逢时论贡市之利称：“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北部输诚效贡，莫敢渝约，岁时请求，随宜与之，得一果饼，辄稽首欢笑。”各受其益的农牧交流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各民族交融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汉藏金桥”沿线新兴的互市市场，带动了远距离贸易的繁盛，促进了国内市场网络的发展。早在隆庆年间，沿边互市开设之初，农牧经济交流的辐射作用就彰显出来，“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明清交替之际，中央政府对“汉藏金桥”沿线的控制极为虚弱，掌控青海地区的蒙古诸部采取了较为积极的贸易政策，西藏与西域诸商不远万里而来，以致康熙年间“卫之辐辏殷繁，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犹多让焉。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黄衣僧，而番回特众，岂非互市之故哉？”西宁卫城商业的繁盛，得益于新兴互市的发展，如卫城西数十里外之多巴，“今之夷厂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于昔，盖新创也”，“其廛居逐末则黑番也，出而贸易则西宁习番语之人也，驮载往来则极西之回与夷也，居货为贾则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在蒙古各部主市之宰僧管理下，青海市场圈所涉远及西藏、新疆乃至中亚等地，有效地沟通了市场网络。

复次，“汉藏金桥”的重建便利了商旅往来，增强了各民族交融的深度。漠南蒙古进入青海后，使甘青藏族赴藏不再受限于川藏道，“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而蒙古各部亦因地利而获得西藏的各种物产，“西藏之氆氇、宝刀，诸番所有，虏即有之”。蒙古诸部还削弱了明朝控制力，使民间贸易得以突破边禁，“生番托熟番以交通，海虏附番族以私贸”。和硕特蒙古入居青海后，把西域与河西、安多、康区与卫藏连成一片，商旅往来更为便利。康熙五十四年以前，自伊犁、吐鲁番等地到西宁等地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可经西宁等地前往西藏贸易。在青海蒙古控制的地域范围内，内部贸易也极为频繁，商人缴纳了税收后还可得到相应的保护。一些内地商人也到青海蒙古控制的区域进行贸易，甚至定居下来，如丹噶尔厅城“原为东科旧寺，自明末商贾渐集，与蒙番贸易，有因而世居者”。农牧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范围得到极大扩展，为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的扩大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三，“汉藏金桥”的重建，促进了沿线以及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拓展了各民族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互通和族际互融的渠道与范围。

蒙古各部南下与汉族接触，从制度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面受到中原的影响。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积极向明朝靠拢，款塞请贡。隆庆四年（1570），明朝“乃封俺答为顺义王，赐敕印、令约束诸部落。其弟老把都，其子黄台吉等并各部，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俺答汗“纳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后累求经僧”，万历元年明廷“颁顺义王俺答番经，并给镀金银印”。为蒙古诸部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故，万历三年俺答汗以“城市成，求赐名。赐城名福化”，万历七年“请寺额，诏名其寺曰弘慈”。俺答汗每以明朝封赐而自矜，并效仿明朝“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奇巧，每以骄东虏”。蒙古诸部从民间渠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早于制度文化，且内容更为广泛。如嘉靖三十年山西白莲教乱后，“赵全率渫恶民千余人”投奔俺答汗，“教虏左右疏计课，挍人畜”。又有“丘富等六十余人，潜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为筑板升处之”。清初，蒙古诸部更加重视学习汉族文化。康熙年间，有祝囊者与沿边诸秀才交往，曾劝其首领“憨顿曰：‘学佛经不如学汉人书。近边有秀才可请为师傅。’憨顿从之。于是，近边诸部多厚币延老学究讲四子五经”。

“汉藏金桥”重建后，沿线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其中，最为典型的则属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的北传。安多地区诸多著名的藏传佛教宗主寺，在蒙藏政教势力的共同推动下，纷纷建立起来。如，万历十一年，三世达赖喇嘛受到蒙古贵族的支持，在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正式建立了塔尔寺。万历三十二年，四世达赖喇嘛委派嘉色活佛抵达西宁卫威远营属境，启建了佑宁寺。康熙四十八年，和硕特前首旗察罕丹津亲王迎请一世嘉木样·阿旺宗哲，“正式动工兴建拉卜楞寺”。与此同时，格鲁派也迅速在蒙古族地区传播开来。来自各地的蒙古香客，成为“汉藏金桥”上接踵而至的人流，不绝于书。他们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也由此带动了各地的物质交换。蒙古香客在拉萨布施的物品清单中，既有蒙古地区的各种畜产品，内地生产的绸缎、布匹、瓷器、红糖、茶叶等也是大宗物品。

“汉藏金桥”带来文化交流的扩展还包括生产技术与风俗习惯等内容。明中后期，不堪重负的汉族民众流亡至藏族聚居地区，“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很多农村，与阿柔杂居，阿柔人学会了汉人的采金技术”。顺治五年，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等据河西起事，清廷召顾实汗诸子相助。事平，“中国之亡命、回回叛败者，尽招致而馆谷之，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擅长火器者尤被重视，“使教部落”。生活习惯方面，各民族间也相互影响。如蒙古族入居青海后，“衣食及生活习惯，因受藏俗影响，比过去越来越好”。农耕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浸染了游牧民族的色彩，故史称：“宁郡逼近青海，屡没羌戎，至今衣被毳毛，饔飱湩酥，崇释尚武犹有余习。”文化间的多向度交融，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也为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间的交流创造了更大程度的“共通”性前提。

其四，“汉藏金桥”的重建，使蒙古诸部得以逐渐南下，改变了沿线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多民族杂居区域，增加了民族互动与交融的强度。

首先，蒙古诸部沿“汉藏金桥”迁徙，使其分布自漠北、西域扩展至青海、甘肃、西藏等地，改变了中国的民族分布格局。蒙古诸部由漠北至漠南，再下河套而徙居青海，自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晤后，呈现快速扩散的态势。故万历十八年，经略尚书郑洛奏称：“甘肃素称北虏南番，今则南北皆虏；昔称中汉外夷，今则中外皆夷。”蒙古诸部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布河西走廊南北，并向环青海湖地区及黄河以南快速发展。和硕特蒙古入居青海后，扩散趋势增强，如固始汗及其子孙即以统治者的身份居住在西藏。

其次，蒙古诸部以政治关系为核心，整合沿线各民族，造成多民族交互杂居的格局。蒙古诸部南下的过程，也是不断征服“汉藏金桥”沿线诸民族的过程，造成以蒙古部落为核心，整合多民族成分的政治态势。嘉靖四年，杨一清曾言亦不剌、阿尔秃厮二部夺取“西番诸卫”茶马部落：“番达合势，我之边境，其何能安？”随着河套蒙古大规模入居青海，这一趋势明显增强。隆庆五年，褚鈇即称：“番人畏威，而甘心于虏。兹观其结为婚姻，而阴为乡导，献以牛马，而明欲归顺，则番虏殆有合一之势矣。”万历十八年，郑洛奉命经略陕西四镇，亲履其地后，特记述蒙藏合势之情形称：

大族强宗，犹能勉力相抗，而单弱蕃夷，如境内红帽、刺卜尔、姑古只等族，洪水，扁都、镇夷等边外生蕃，悉俛首归顺而愿为部落者，不知其几。以故年来永邵卜原虏仅千，今则万有余已。桑尔横台吉原虏止有八百，今则已过三千。克臭、纳刺、沙刺、阿邦、歹言等台吉总虏不满四千，今则一万有零。其火落赤、阿赤兔宰僧及不知名虏首所收蕃人，又难数计。

蒙古整合了藏族各部后，愈加强大。明中晚期，蒙古各部“收番”尚限于边外，而清初则渐逼口内。顺治年间，清廷屡谕青海蒙古各部严守界限，不得内侵。然而，直到康熙初年，清朝仍因内部问题重重，不得不对青海蒙古做出妥协，“以境内数十万之番族，历来领种茶马者，举以与之，令其输纳蒙古添巴”。

蒙古诸部既然占据了“汉藏金桥”沿线的广大区域，所能整合的自然不限于藏族部落。嘉靖年间，王崇古曾感叹“虏中被卤华人，奚啻数万”。河套蒙古入居青海后，“当时在甘肃失去土地的很多农民迁移到青海黄河南部河曲一带，从事耕种庄稼”。万历七年起，“五十四年之中，土默特的青巴图尔、洪台吉、两拉尊等势力强大，几乎统治了安多及卫地”。这些农业人口应当受到了土默特诸部的直接控制。沿边汉族人口，“亦畏虏不敢杀，且有送添巴者矣”。康熙年间，西宁地区除沿湟水一线外，其他地方若汉、回、土、撒拉等诸族皆应在青海蒙古的管辖之下。西宁北川口外大通等地，康熙年间，“汉人及回筑高屋庄田，置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系麦力干所给，而岁纳添巴”。在蒙古诸部的控制下，诸民族毗邻而居，无疑提高了民族间交往的频度。

再次，各民族在“汉藏金桥”沿线的迁徙流动，经文化的吸收与适应性调整，加速了民族间的多向度融合。“汉藏金桥”沿线各民族交往距离的缩短，族际通婚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在宣、大二镇“虏以讲事为名，出入无禁，甚有娶妻室于内地者”。在青海，“北虏又与土鲁番及西番红帽儿族、帖木哥族结亲连和，因此往来不绝”。族际婚姻不失为一种民族融合的直接而快速的方式，但明清统治者更为担心的是藏族各部在蒙古统治下的“蒙古化”。天启五年巡按陕西御史霍镁称：“数年之后，番将尽化为虏，而边疆之祸始烈，此海虏之情款也”。普遍的情形是，迁徙到青藏高原的蒙古诸部，为适应新的环境所做的文化适应性调整，呈现出部分的“藏族化”。如达尔加博硕克图的兄长宽着洛桑丹羌（罕都）曾占据康区的广大领地，在青海蒙古内部斗争失败后，驻扎澜沧江流域的“许多蒙古部落，后演变为藏族”。

四、结语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构成了中国内地沟通西域及其以远的大动脉与交通网，“汉藏金桥”则是沟通西南至东北的大动脉与交通网，在中国南北一体、农牧交融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沟通作用。明清之际“汉藏金桥”的重建，源自农牧经济交流的内在需求，反过来也通过促进跨区域与跨族际的物质交流，加速了国内市场的形成。经济上的交流，既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提供了动力、奠定了物质的基础，也深化了民族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使族际文化交流成为迫切需要。政治联系的密切，增强了各民族间的政治认同与互信，为族际交往、经济交流与文化融通提供了外在的制度保障。文化互通增强了各民族间社会心理的一致性，便利了族际交往与经济交流。持续深入与扩大的民族交往，提高了族际互动的频度，缩短了族际对话的间距，加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同时，“汉藏金桥”也是检验历史时期政治格局与政策选择影响中华民族凝聚与民族关系的试金石：南北农牧大一统时，“汉藏金桥”的主干道就会畅通无阻，甚或纳入官方驿道网络，对各民族交融的促进作用就会得到彰显；相反，南北农牧对峙时，“汉藏金桥”位于两河地区以北的部分就会受阻或被干扰，和平的民族交融就会被冲突的形式所取代。

明朝中后期，在蒙古诸部解决生存压力、藏传佛教格鲁派寻求外部助力与沿线诸民族互通有无需求等多方合力的推动下，逐步打破农牧南北对峙的障碍与明朝的政策束缚，使元代以后受阻的“汉藏金桥”得以重建。康熙末年以前，在蒙古诸部的主导下，“汉藏金桥”总体上保持畅通，增强了沿线各民族的社会流动与社会交往，促进了经济与文化交流，密切了各民族间及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提高了彼此的政治互信与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推进了各民族间的交互融合，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然凝聚。

（《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巾帅，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